“九七”后香港警匪电影的文化身份认同研究
这是一篇关于香港警匪电影,身份认同,叙事,传播的论文, 主要内容为被誉为东方好莱坞的香港电影,因成功打造许多商业类型,一度成为亚洲电影的代表。其中警匪电影作为犯罪类型电影中最卖座的一种,受到的关注度最高。香港警匪电影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叙事方式、角色塑造、情节结构、审美风格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以往的香港警匪电影研究中被不少研究者关注,其形成的成果,构成了研究香港警匪电影的知识图谱。1997年香港回归后正式实行“一国两制”,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带给港人和香港区域文化的影响重大深远。由于历史原因“华洋杂处”的香港,一直是影视作品中诸多传奇故事的发生地。在香港警匪类型电影中,传奇也成为警匪故事的出发点,角色关系的建立、情节的推进和矛盾的解决,都或多或少依托于此,获得了很好的票房效果。1997年后,香港警匪电影作为电影的典型类型,电影叙事元素以及类型元素的内涵逐渐发生了变化,与时代变迁的要求相呼应。本文认为这种变化不仅是香港电影人商业策略的考虑,还与香港人文化身份认知的变迁紧密关联。但目前学界对香港警匪电影的分析中,多是以研究导演、警察形象、单部电影、意识、历史和文化入手为主,文化身份认同是被研究者忽视的一个视角。基于此,本文通过文化身份认同的视角,选取香港1997年以后的48部警匪电影进行分析,希望较为全面的认识香港警匪电影中文化身份认同这一对象,挖掘其中的叙事立场和策略,发现其传播规律,凸显文化身份认同在香港警匪电影传播中所发挥的价值与达成的效果。最后,本文思考未来如何继续发挥文化身份认同的价值,增加电影与受众的连接,以此进一步提高香港警匪电影的关注度。为了达成写作目的,本文除绪论、结语外,主要由三章组成。第一章,发现“九七”后香港警匪电影中文化身份认同的发展脉络及传播动因。首先厘定香港警匪电影中文化身份认同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为“九七”回归后至2003年,视为香港警匪电影的文化身份认同迷茫期。第二阶段为2004年至2015年,由CEPA政策实施以来进入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文化身份认同探索期。第三阶段为2016年至现今,进入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文化身份认同共生期。并且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阐释了变化的原因。第二章,认识到“九七”后香港警匪电影中文化身份认同的叙事建构为时间、空间、人物元素,电影有意地通过三个元素内部的变化来阐释不同的文化身份认同。第三章,寻找电影扩大文化身份认同的策略,发现电影利用情感、游戏、仪式和原型概念来突出文化身份认同,增强与受众的连接,促使电影达到一定的传播效果。并对未来电影中文化身份认同的发展提出策略建议,既有应对两地叙事传播的策略,也有从政策和市场入手来培养现有的文化身份认同,进一步促进香港警匪电影传播。电影是表现民族文化、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媒介形式,香港警匪电影同样如此。警匪类型作为香港电影乃至华语电影的重要类型电影,承担着展现国家形象的桥头堡作用。影像中文化身份的建构,不仅是文本的叙事立场和叙事策略的问题。从现实层面来看,它还会影响到影像叙事传播的效果,以及受众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知。在电影中文化身份认同承担着重要作用,连接着受众情感,成为电影能否被接纳的一大因素。结合现在的地域叙事传播、政策、市场策略发展,未来香港警匪电影可以尝试在文化身份认同上展开延伸,在追寻大中华文化和香港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叙事升级,打造具有民族共性的电影叙事,提升受众的接受度。政策市场上依托火热的大湾区建设、《香港国安法》推进、网络化宣传等策略,营造健康的社会环境,培育受众的兴趣爱好,促进场内和场外之间的文化合作交流。最终受众在观看完警匪电影后,感受你我相互认可的文化身份,促使现实身份的建构与香港警匪电影的传播。
小红书平台女性消费行为研究
这是一篇关于符号消费,小红书,女性消费,身份认同,发展路径的论文, 主要内容为中国正处于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的消费更多地追求商品的符号价值,期待消费带来的快感和满足感。电商平台的繁荣发展无疑中助长了消费主义的浪潮,女性是虚拟经济的消费主力,她们更加注重通过消费展示自己的个性、美丽与成功。小红书平台充分贯通“社区”和“电商”两个渠道,利用口碑营销和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吸引大批女性用户入驻,她们在小红书的消费呈现出强烈的符号化特征。借助小红书平台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探讨消费文化背景下的社交电商平台女性消费问题,对小红书平台女性消费行为进行符号解读,发现其消费背后的潜在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小红书从创立之初的海淘化妆品平台发展为“社区+电商”的新型购物平台,以年轻女性群体为目标用户,借助互联网时代的女性经济,充分挖掘了女性群体的消费潜力。小红书作为新型购物平台,满足年轻女性消费群体的实际物质需求,同时为女性消费者带来了精神消费的快感。在小红书社交电商平台,通过对平台的女性消费进行研究,分析小红书平台女性消费的社区互动和场景体验,发现她们追求社交参与分享的快感却忽视真正的消费,追求符号而忽视消费本身。首先,对小红书平台的女性消费行为进行符号解读,从不同立场分析小红书平台女性用户的消费行为,并借鉴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从品牌、身份、身体、情感等方面分析其所呈现的符号特征。其次,根据小红书平台呈现的符号化的女性消费现象,从社会、文化、媒介以及身份认同等方面探究小红书平台女性消费的符号化动因,深入挖掘小红书平台女性消费背后的影响因素。最后,基于小红书社交媒介的传播,思考小红书平台女性消费的问题,进而探讨小红书平台女性消费的发展路径,以便实现合理消费,让小红书平台的女性消费得到更好的发展。在小红书女性消费的符号化传播过程中,通过消费、分享、互动等社交的的日常方式完成了意义的生产,形成了独特的消费文化体系。然而,小红书平台的女性也存在追求社交参与分享的快感却忽视真正的消费,追求符号而忽视消费本身的问题,以及小红书平台的社区广告诱导消费,电商利用优质的内容社区,通过种草笔记对消费者诱导所引发的被动消费,甚至代写笔记、第三方商家的虚假售卖,导致社会价值观的滑坡等问题。因此,通过研究发现女性消费的问题并找到小红书平台女性消费的发展路径,帮助女性避免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旨在让女性认清消费现状,使女性消费者避免消费主义的裹挟,从而进行独立自主的消费,希望对小红书平台的女性消费以及发展提出有益的探索。
农村电商平台从业者的身份认同研究——以山西“乐村淘”线下体验店为例
这是一篇关于乐村淘,农村电商平台,从业者,身份认同,线下体验店的论文, 主要内容为伴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电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山西“乐村淘”经过多年的耕耘,其推广的“乐村淘”农村线下体验店现已扩展至30万余家,成为山西境内发展较好的本土电商。农村线下体验店数量不断增加,店长群体规模也不断扩大,成为不容忽视的农村电商平台从业者群体。本研究聚焦农村电商平台发展背景下从业人员的身份认同建构,以“乐村淘”农村线下体验店店长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访谈等研究方法对“乐村淘”农村线下体验店店长身份认同建构过程进行了动态性的描述和分析。研究发现,“乐村淘”农村线下体验店店长在从业前对自己有着明确的身份认同——农村商店店主,这种认同表现出高度的同一性。从业初期,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农村商店店主身份在冲击下逐渐被解构,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建构为统一身份——“乐村淘”农村线下体验店店长,这种统一身份是主动寻求与被动接受下的暂时性表现。从业中期,“乐村淘”农村线下体验店店长身份在日常工作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有所减弱的背景下,逐步产生分化——部分店长在艰难中选择坚持,也有店长在无奈中选择放弃,这使得暂时性的统一身份被彻底瓦解。现如今,农村线下体验店店长这一群体已经陷入模糊与失衡的身份认同危机之中。对此,国家要实现从“打工人”“推行人”到“创业者”“服务者”的角色转变,行业要从“开荒人”“引路人”转变为“深耕者”“合作者”,个人则应当积极摒弃“彷徨人”“依附人”身份,转变为“坚定者”“独立者”,从而重构农村电商平台从业者身份认同,引导、帮助这一群体早日走出身份认同困境。
情感游戏与身份认同：韩剧字幕组粉丝群体研究——以凤凰天使字幕组为例
这是一篇关于韩剧字幕组,粉丝,迷群,身份认同,情感游戏的论文, 主要内容为本研究选取中国韩剧字幕组——凤凰天使字幕组为研究对象,采用了在线观察法与韩剧字幕组成员建立长期信任关系,观察韩剧字幕组中粉丝群体的生存状态,并且对成员进行深度访谈,研究其在虚拟社区中是怎样通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同时研究在粉丝文化语境之下的再生产行为是如何体现情感游戏这一特征。本文从“字幕组产生的社会语境”、“韩剧字幕组的迷群架构与分工”、“韩剧字幕组传播模式与特点”、“情感游戏：粉丝文化语境下的再生产”、“身份认同：‘角色扮演’与‘自我认同’建构”五个部分来研究韩剧字幕组中的粉丝群体,重点关注韩剧字幕组中粉丝群体的“情感游戏”和“身份认同”。研究表明：“情感游戏”这一概念体现于韩剧字幕组迷群成员的文本再生产过程当中,情感因素是影响韩剧字幕组迷群成员再生产行为的重要因素,韩剧字幕组成员正是因为情绪性的情感依附才志愿加入韩剧字幕组进行文本的再生产行为,在再生产过程中会剔除电视文本本来的意义表达,以富于想象的手法,依附于原始文本创造出一套新的有情感认同的文本；此外,韩剧字幕组迷群成员通过“前台”和“后台”的角色扮演来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角色扮演”主要指通过在网络虚拟社区当中的“管理者”“首席翻译”“意见领袖”等角色来进行身份建构。同时,在粉丝文化语境之下,韩剧字幕组粉丝群体也通过“情感游戏”来获取“身份认同”。情感在与多重边界的群体进行区隔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不断地建构差异的可能性,而且建构具体差异凸显的方式。在整个韩剧迷群体当中,作为生产者,韩剧字幕组通过文本再生产到文化再生产的过程,巧妙地将其在韩国文化之下融合中国文化实现本土化,特别是在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大环境之下,表现出极大的主动和创造性。作为传播者,韩剧字幕组在二次编码的过程中有效地控制了韩剧在华语地区的二次传播,并将一些本土化的元素及中国文化植入其中,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推动了文化交流的新走向。
用户推介激励活动转发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拼多多为例
这是一篇关于推介激励活动,活动转发意愿,计划行为理论模型,身份认同,社会交换的论文, 主要内容为随着互联网营销方式的不断发展以及消费者在各大社交平台与电商平台的日益活跃,各类社交化品牌推广策略应运而生。其中,能够帮助企业快速建立口碑,扩大客户群体的好友推介激励机制受到了许多平台和品牌的青睐。该机制使用现金、折扣、优惠券等激励手段来促使用户在社交平台上转发企业营销活动,从而通过已有客户的主动裂变吸引更多的潜在用户。但是,单纯的追求高额现金或折扣,并不一定能为企业带来有效的转发推广。在当今互联互通的社会,用户面对推介激励活动的转发常常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和约束。企业可能花费了大量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却换来远低预期的参与度,这无疑是一种营销资源的浪费。因此,洞察用户参与转发活动的心理过程,从而有针对性地提高用户转发意愿、提高品牌曝光度,成为众多企业亟需实现的目标之一。本研究以拼多多的现金大转盘提现活动为研究背景,从消费者视角出发探讨消费者在推介激励活动中转发行为的影响因素。在总结相关文献及理论的基础上,本文以计划行为理论模型(TPB)为基础框架,结合身份认同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构建了用户推介激励活动转发模型,探究影响用户转发推介激励活动意愿及行为的因素及影响程度。研究共回收问卷750份,通过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结论:(1)感知经济价值与利他性作为活动转发的主要动机,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利他动机的促进作用大于感知经济价值;(2)自我效能作为个体完成活动目标的自信程度,对推介活动的转发同样存在正向影响作用;(3)社会身份认同失调感、互惠焦虑对活动转发意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4)自我身份认同失调以及感知可控性对转发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根据研究结果,本文从企业角度提出以下参考建议:(1)做好用户分析,设计足够具有吸引力的奖励规模,从而增加用户对于活动经济性的感知;(2)利他动机是用户参与活动转发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可以考虑在奖励方案上为被转发者(即助力者)也提供奖励;(3)优化推介激励活动的任务流程,使转发任务简单易懂、便于操作,提升用户完成转发任务效能感的同时也能有效降低用户转发过程中的互惠焦虑感;(4)从用户体验的角度优化活动内容设计,可以通过增加奖励的实用性或减少现金形式等从而降低用户对于转发活动的身份认同失调及互惠焦虑等负面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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