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侵权纠纷中销售方合法来源抗辩制度研究
这是一篇关于专利侵权,销售商,合法来源抗辩,追加第三人的论文, 主要内容为近年来,涉销售方合法来源抗辩的专利侵权案件大规模涌入全国各地法院,这些案件多为关联案件,被告类型以个体工商户、个人、电商平台内经营者等终端销售商为主,鲜见大型流通商或生产商。权利人基于利益考量,在诉讼中并不将大型流通商或生产商列为共同被告,而是对该类源头侵权主体有意放纵,任由侵权行为蔓延,而后针对诉讼能力低的下游销售商发起批量诉讼,以正义之名行牟利之实。权利人的此种维权模式不仅使司法审判机关承受巨大的审判压力,也使案件审理法院陷入难以平衡诉讼双方利益、难以打击专利侵权源头、难以统一裁判结果等诸多审判困境。为引导权利人溯源维权,从而化解当前审判困局,审判实践就相关解决路径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经分析,其中最为行之有效的解决路径是法院依职权主动追加供货方,从而直接从源头打击侵权,一次性解决纠纷,并实现诉讼双方利益平衡。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本文绪论部分,主要论述本文选题的背景条件以及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并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综述,就学术界有关合法来源抗辩成立的主、客观要件应如何认定、法律后果即“不承担赔偿责任”应如何理解等争议焦点内容进行了梳理。第二部分为我国专利侵权纠纷中销售方合法来源抗辩制度的立法现状,主要梳理了合法来源抗辩制度的入法过程以及司法解释有关合法来源抗辩主、客观要件的具体规定。第三部分以司法实证研究为基础,对2012至2019年共8年间的1680件专利侵权纠纷中涉销售方合法来源抗辩制度的司法适用现状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果显示该类案件的被告类型以个体工商户、个人、电商平台内经营者等小型销售商为主,这类群体的合法来源抗辩成功率较低,这既有这类群体举证能力不足的原因,也有司法审查标准趋严的影响。此外,该类案件中存在大量关联案件,许多案件的原告方为相同的权利人,这些权利人多以外观设计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受到侵害为由,针对销售方提起批量诉讼,于权利人而言,针对小型销售商发起的专利侵权诉讼不仅败诉风险低,获赔率高,还能基于规模效应获取超额收益。在利益的驱使下,权利人针对这类群体发起大规模侵权诉讼,拒不追加供货方或上游大型流通商,致使法院承受巨大的审判压力。第四部分在对典型司法判决书研究基础上,首先对法院在案件审理中所面临的审判困境进行了分析,并就法院为破解当前审判困局所采取的解决路径进行了归纳总结,解决路径主要包括:第一,免除销售方对权利人合理费用的承担责任,以鼓励权利人向生产方追责;第二,不论权利人是否愿意,直接依职权追加供货方,以一次性解决纠纷;第三,适当降低当前审判实践对销售方合法来源抗辩的高标准要求,以平衡权利人与销售方之间的利益。经分析,其中最有效的是第二种解决路径,通过对相关案例的分析解读发现,法院对供货方特别是生产方的直接追加,不仅有利于侵权问题的全面解决,还能使诉讼双方实现利益平衡,提高裁判结果准确性,避免裁判结果的冲突。第五部分首先论证了在涉销售方合法来源抗辩的专利侵权案件中,法院主动追加供货方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将供货方与销售方列入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的范畴,使法院对供货方的追加能够以现行立法为支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为基础,增加法院主动追加供货方的相关条款的建议,并就该条款的相关概念进行了解释,对追加供货方的程序进行了初步的设计。
“通知—删除”规则在电商平台专利侵权领域的适用研究
这是一篇关于电商平台,专利侵权,“通知-删除”规则的论文, 主要内容为目前,“通知-删除”规则在电商平台专利侵权领域适用时,存在诸多争议和问题,从徐丽君诉京东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嘉易烤诉天猫案、陈晓君诉德萨、淘宝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等案例可以看出,实践中法院对于“合格通知”的标准、电商平台经营者在接到通知后采取必要措施的合理时间,以及必要措施的标准都没有统一的认定。此外,还存在部分权利人滥用“通知-删除”规则,恶意打压竞争对手,影响电商平台正常经营的情况。适用“通知-删除”规则认定电商平台的专利侵权行为,应当着重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明确“合格通知”的标准。“合格通知”应由权利受到侵害的专利权人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内容至少应当包括通知人的基本信息、证明专利侵权的基本材料和被投诉商品的详细位置,这样才有利于电商平台经营者对通知进行审查并配合制止专利侵权行为。二是正确判断相关行为的时间是否合理。应当以电商平台经营者收到合格通知的时间作为时间判定的起点,对于“及时”与否的标准则应结合技术能力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不宜制定硬性的标准。三是科学评价电商平台是否采取了“必要措施”。电商平台经营者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应起到制止销售或许诺销售侵权产品的作用,同时,“必要措施”应尽可能平衡各方利益,因此,建议将“反通知”程序也纳入必要措施之中。此外,还要通过完善错误通知的责任承担制度、建立信用评级制度等措施,防止权利人对于“通知—删除”规则的滥用。
电子商务中专利侵权恶意投诉的规制
这是一篇关于电子商务,专利侵权,恶意投诉,“通知-删除”规则,权利滥用的论文, 主要内容为电子商务中专利侵权恶意投诉是“通知-删除”规则滥用的表现。“通知-删除”规则虽然为专利权人提供了高效的维权路径,避免电商平台陷入过重的法律争议之中,但是该规则却存在着巨大的滥用危机。实证研究发现大量“知识产权流氓”利用“通知-删除”规则在电商大促期间发送恶意的侵权投诉通知,借此牟利或者打压竞争对手。对恶意投诉的规制可以从对典型案例的检讨出发,杭州曼波鱼案表明目前对于专利权人的主观恶意并没有统一的考察标准;而陈晓君案的意义在于确定了权利人注意义务的范围应当涵盖整个投诉流程。恶意投诉的法律属性是专利程序性权利的滥用,而权利本身瑕疵和权利行使不当则是恶意投诉的主要原因。垃圾专利是权利本身瑕疵的主要表现,而权利行使不当则需要从“行为”与“市场”两个方面来分析。现有的规制恶意投诉的方法主要是从完善“通知-删除”规则本身入手,但单纯依靠规则本身难以提供更具包容性的方案。从“通知-删除”的外部性和分配正义的角度考虑,也表明依靠市场自身秩序难以内化滥用规则行为。专利侵权“通知”实质上也是一种权利警告,因此主要国家和地区对权利警告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适用于对恶意投诉的规制。知识产权规则中国虽然是拿来者,但从B]azer案看来,美国的电商平台政策远不能胜任我国复杂的电商环境。我国电子商务中专利侵权恶意投诉的规制需要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参与,一方面要发挥电商平台的治理优势以及第三方机构和互联网法院的功能,另一方面要综合考察部门法,合理运用规制手段。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专利侵权中的过错认定问题研究
这是一篇关于电商平台经营者,专利侵权,过错认定的论文, 主要内容为当前我国电子商务蓬勃发展,但也为传统法律在这一新兴领域的适用带来了诸多挑战。本文以电商平台经营者专利侵权中的过错认定问题为研究主题,详细分析了过错的内涵及其判定标准,结合我国当前主要立法规定,以已有司法判例为参考,在最新立法草案所预设的框架下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完善相关立法制度和司法实践判例提供支撑,平衡权利人和电商平台经营者的利益,以最终保障我国法律制度和电子商务经营模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全文主要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传统过错的基本理论和判定标准入手,研究电商平台经营者专利侵权中过错的内涵、表现形式及其过错特性。第二部分研究电商平台经营者专利侵权中的过错认定标准。该过错的基础是其作为“善良监管人”未尽到其应有注意义务,故首先应明确其注意义务的范围,以此范围为界划定标准线,进而通过判断电商平台经营者是否“明知”或“应知”来确定其是否未达到标准界限。第三部分围绕以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判例,研究当前我国电商平台经营者专利侵权中过错认定的现状。立法中尽管在原有法律基础上做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但是条文中对于过错认定的关键性概念仍未有较为明确的定义。司法判例中,大致可将过错争议分为主观过错争议和行为过错争议。第四部分分析归纳我国电商平台经营者专利侵权中过错认定现状,从通知内容标准模糊、行为要件范围不清、注意义务不明三个方面问题展开,分析当前电商平台经营者专利侵权中过错认定困境之所在。第五部分在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为上述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解决路径。首先,建议立法或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通知”内容,并建议对《专利法修正草案》中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其次,明确“知道”应囊括“明知”和“应知”。再次,增加行为要件,使之不局限于法条所列举的措施内容,依照不同类型行为,采取足以制止侵权发生或继续的有效措施。另外,结合电商平台经营者自身能力,综合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划定注意义务的标准。最后,对“通知-删除”程序进行分流,对于明显的侵权事实,可直接采取删除等必要措施。而对于较为复杂或专业性较高的侵权事实,则可根据通知证明材料的不同进行分流处理。
“通知—删除”规则在电商平台专利侵权中的适用研究
这是一篇关于“通知-删除”规则,专利侵权,电商平台的论文, 主要内容为“通知-删除”规则本是适用于著作权领域的使特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免于承担相应责任的一项免责规则,但随着电商平台经营模式的更新以及市场地位的发展,该规则已被引入所有的知识产权领域,且该规则在性质上已转变为侵权归责原则。在我国最新的立法中,适用于著作权领域的“通知-删除”规则被立法者扩张至商标领域以及专利领域,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特殊的“通知-删除”规则。电商平台中的专利侵权问题日渐突出,“通知-删除”规则为认定电商平台经营者的责任提供了依据,同时也带来了司法适用中的挑战。在处理专利侵权案件时,法院已形成了一套运用该规则认定电商平台经营者责任的思路,然而司法案例显示出“通知-删除”规则在电商平台专利侵权中适用时仍然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例如权利人发送“通知”的内容形式不一、电商平台经营者对侵权“通知”的审查形式不一、法院对“转通知”义务认定不一以及“通知-删除”规则被滥用成为不正当竞争的工具等问题。现行条文中“通知-删除”规则虽然被不断地细化,但现行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予以比照后,显现出现行条文仍存在合格“通知”的内容规定不一致、电商平台经营者的审查义务不明确、“转通知”义务的规定不明确以及缺乏对恶意投诉的规制等不完善之处。“通知-删除”规则在电商平台专利侵权运用中的不适应当予以弥补,而对条文的完善应以“通知-删除”规则的利益衡平价值作为基本考量。完善“通知”规则、明确电商平台经营者的审查义务、完善“转通知”义务的规定以及对恶意投诉行为进行规制,“通知-删除”规则才能被更好的适用。
“通知—删除”规则在电商平台专利侵权中适用研究
这是一篇关于“通知—删除”规则,专利侵权,电商平台的论文, 主要内容为电子商务的发展使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着新的挑战,电商平台专利侵权多发正是其体现。为解决电商平台专利侵权纠纷,司法实践中将“通知——删除”规则引入专利领域。为了与实践相适应,2015年《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也在63条新增“通知—删除”相关条款。然而该条款的规定基本照搬《侵权责任法》36条对“通知—删除”的规定,没有考虑专利侵权的特点。若按《送审稿》中的“通知—删除”规则,在实践中适用会存在以下两点缺陷。一是没有考虑专利侵权判断的复杂性、专业性,直接套用现有“通知—删除”相关规定。目前司法实践中,法院审理电商平台专利侵权案件适用该规则时,在侵权责任认定及承担方面主要依据《侵权责任法》,在通知有效格式及必要措施认定方面主要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相关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是用于解决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专利侵权不同于著作权侵权,专利侵权判断更具复杂性和专业性。在用“通知—删除”规则解决电商平台专利侵权纠纷时,如果直接适用著作权领域“通知—删除”规定,会导致”实践中该规则适用存在争议,主要体现在电商平台与法院关于有效通知要件、电商平台通知审查义务的争议。二是,《送审稿》在规定“通知—删除”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机制。主要体现在没有规定反通知、转通知、错误通知等被投诉人的救济制度,以及缺乏对通知人滥用通知权利的规制。本文对“通知—删除”规则在电商平台专利侵权中适用状况进行研究后,认为在《专利法》修订的背景下,构建“通知—删除”规则应当结合专利侵权判断具备复杂性、专业性的特点。提出《专利法》在“通知——删除”制度时,应当结合专利侵权判断的主观难度明确不适用“通知—删除”的情形;明确通知的有效要件,避免实践中适用产生争议;明确电商平台审查义务,明晰平台的责任;建立担保制度,规制专利权人滥用通知权利行为;完善被投诉人救济制度,确立反通知制度和错误通知损害赔偿救济制度。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专利侵权中的过错认定问题研究
这是一篇关于电商平台经营者,专利侵权,过错认定的论文, 主要内容为当前我国电子商务蓬勃发展,但也为传统法律在这一新兴领域的适用带来了诸多挑战。本文以电商平台经营者专利侵权中的过错认定问题为研究主题,详细分析了过错的内涵及其判定标准,结合我国当前主要立法规定,以已有司法判例为参考,在最新立法草案所预设的框架下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完善相关立法制度和司法实践判例提供支撑,平衡权利人和电商平台经营者的利益,以最终保障我国法律制度和电子商务经营模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全文主要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传统过错的基本理论和判定标准入手,研究电商平台经营者专利侵权中过错的内涵、表现形式及其过错特性。第二部分研究电商平台经营者专利侵权中的过错认定标准。该过错的基础是其作为“善良监管人”未尽到其应有注意义务,故首先应明确其注意义务的范围,以此范围为界划定标准线,进而通过判断电商平台经营者是否“明知”或“应知”来确定其是否未达到标准界限。第三部分围绕以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判例,研究当前我国电商平台经营者专利侵权中过错认定的现状。立法中尽管在原有法律基础上做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但是条文中对于过错认定的关键性概念仍未有较为明确的定义。司法判例中,大致可将过错争议分为主观过错争议和行为过错争议。第四部分分析归纳我国电商平台经营者专利侵权中过错认定现状,从通知内容标准模糊、行为要件范围不清、注意义务不明三个方面问题展开,分析当前电商平台经营者专利侵权中过错认定困境之所在。第五部分在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为上述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解决路径。首先,建议立法或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通知”内容,并建议对《专利法修正草案》中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其次,明确“知道”应囊括“明知”和“应知”。再次,增加行为要件,使之不局限于法条所列举的措施内容,依照不同类型行为,采取足以制止侵权发生或继续的有效措施。另外,结合电商平台经营者自身能力,综合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划定注意义务的标准。最后,对“通知-删除”程序进行分流,对于明显的侵权事实,可直接采取删除等必要措施。而对于较为复杂或专业性较高的侵权事实,则可根据通知证明材料的不同进行分流处理。
电商领域专利侵权“通知删除”规则反思
这是一篇关于“通知删除”规则,专利侵权,电子商务平台的论文, 主要内容为电子商务高速发展的同时,电商平台专利侵权案件频发,知识产权保护面临新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开始将版权保护“通知删除”规则应用到专利侵权问题中,在电商平台收到专利权人合格有效通知后,要立即采取删除、屏蔽链接、终止交易等措施。立法部门也试图将该规则引入专利法,但从《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63条公布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就密切关注并展开了争议。探究“通知删除”规则是否能适用于电商领域专利侵权,需要结合学界主要观点,在了解“通知删除”规则的起源与制度内化的基础上,以专利侵权适用“通知删除”规则的现实难题、理论壁垒、缺乏实践基础的实证分析、域外经验及建议为思路,深入剖析“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前提、专利权的理论制度和特性。研究分为5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主要研究“通知删除”规则的起源和在我国的发展。该规则发源于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适用于互联网版权侵权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被各国借鉴。我国也将该规则引入著作权领域,且近年来实践开始将该规则应用到专利侵权领域,立法也尝试将该规则引入专利领域。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引进“通知删除”规则,并对其进行了改造,但仍然无法克服在专利领域适用的困境。第二部分总结“通知删除”规则适用于专利侵权的主要问题。“通知删除”规则原本是针对于著作权的,由于专利权与著作权在权利形态与侵权判断上有很大差异,该规则在专利领域适用不仅实用性低,电商平台责任认定也不明确,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恶意通知泛滥、“专利流氓”成灾、高频错误删除、被投诉人权利救济困难、架空专利诉前禁令制度等。第三部分从理论上对“通知删除”规则适用于专利侵权的可行性进行分析。由于专利侵权的特殊性,电商平台难以判断是否侵权,且不具备“信息化”载体形式的适用前提,贸然适用该规则不仅会违背专利制度的基础理论,与间接侵权责任承担原理不符,还会扭曲电商平台的法律地位。第四部分结合实践案例对专利侵权“通知删除”规则的实用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专利领域适用该规则不仅不具备理论基础,还不具备现实基础。因实践中权利人大多绕过“通知”直接起诉被控侵权人,电商平台实际也很难承担赔偿责任,若因通知错误删除了被投诉商家的链接,被投诉人救济困难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第五部分结合域外经验,提出电商领域专利权保护的建议。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对“通知删除”规则都保持谨慎适用的态度,立法和实践中都未将该规则扩大到专利领域,新一轮的知识产权国际立法也未把“通知删除”规则应用到专利领域。最后,在否定该规则在专利侵权纠纷的应用基础上,以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与电商产业发展为出发点,提出专利权保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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